大数据具有5V特点：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alue（价值）、Veracity（真实性）。大数据办案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数据核心价值的再挖掘。当今，随着职务犯罪隐蔽化、智能化慢慢的升高，案件线索和证据更多的是以数据形式存在于网络虚拟空间，由人员、资金、权力、行踪等要素构成，这一些要素的流动必然留下数据痕迹，这为从数据维度把握职务犯罪规律，精确指引办案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新型腐败、隐性腐败，呈现腐败主体间接化、交易过程隐蔽化、利益形式虚拟化等特点。较强的伪装性和迷惑性，使得腐败分子往往能够多年布局、长线操作，印证了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的判断。 在大数据背景下， 必须最大限度地汇集和挖掘大数据资源，充分的利用大数据技术方法，通过对数据的整合、清洗、碰撞比对，形成预警信息或案件线索，从而有明确的目的性地开展职务犯罪的预防和打击。

  深挖暗藏在深处的毒瘤，揭开乔装打扮的腐败分子真面目，向新型腐败及隐性腐败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 对应用大数据技术，纪检监察机关能轻松实现对海量数据的及时获取和动态查询。 通过对信息流、资金流、人员流、业务流、轨迹流的深度挖掘，纪检监察机关的 研判更高效、精准， 在不与被调查对象接触的情况下， 利用大数据技术主动实时收集数据，并对其做多元化的分析处理，及时有效地发现数据背后的隐秘联系，及时固定证据，全面科学地掌握犯罪情况。 此外，借助大数据平台，可以建立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信息查询协作等机制，从而构建一体化查询工作格局，实现对数据的全方面掌握。

  在职务犯罪腐败行为中，被调查对象的生活轨迹、资金往来、社会交往、权力运行等一切行为都会与社会环境发生联系。也就是说，嫌疑犯在进行权钱交易过程中，一定会留下数据痕迹。通过将大数据技术深层次地融合到线索初核、案件查办工作中，就可以收集被调查对象留下的数据记录，整合各种零散数据，将它们集中分析处理后，发掘它们之间的隐秘关系，对被调查对象人进行数据画像，分析被调查对象留下的数据痕迹，寻找办案突破口，进而查证犯罪事实，逐步理清犯罪过程。

  职务犯罪由于具有预谋性、设计性和案发滞后性等特点，被调查对象为了隐蔽犯罪事实，常常进行串供毁证，想通过一定的调查初核、讯问获取关键线索和证据越来越变得困难重重。而借助大数据技术，通过调取嫌疑人银行、财付通、支付宝等平台的交易流水记录，对其做多元化的分析处理，追踪资金流向，对关联账户层层穿透，即可理清案件脉络，从而对整个犯罪进行流程再现，有明确的目的性分模块收集证据，重现资金往来的蛛丝马迹，进而形成完整证据链。

  随着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办难度慢慢的升高，单靠一个部门的力量是远远不足的，往往需要发起集群战役，尤其是办案部门和技术部门相互配合，在统一协同配合机制下，实现资源共享，进而达到快速突破案件的目的。要提升集群作战能力，就要做到优秀统一调度，用好技术力量和数据平台的支持。依托大数据办案分析平台，在主办人的统一指挥下，共享资源，协同配合，来提升办案效率，实现效果最大化。

  大数据办案技战法模型是指通过对犯罪规律特征和办案数据分析经验进行要素化提炼，利用算法进行数据化描述，实现在海量数据中进行多角度、多维度挖掘分析，对犯罪线索进行分析研判的智能化业务模型。近年来，腐败的手段在翻新变异， 涉及领域、影响范围不断扩大，传统侦查手段很难应对职务犯罪新形势。对于同一类型犯罪，如果每次案件办理都从零开始应对驳杂数据，会降低办案效率，耗费大量办案资源。而就同一领域的职务犯罪，可依托强大的数据库和数据分析工具，在借鉴同领域案件、同类型手法的办案经验基础上，应用算法构建大数据办案分析的技战法模型。在分析研判同一类型案件时，将该案件相应数据导入大数据办案分析平台的技战法模型，从而提高办理案件效率。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数据引领办案的类型从一元变为多元，由传统的由案到人模式，发展为由人到案、由案到案、由物到案等多种模式。通过主动利用数据，发挥数据引导作用，可实现由被动型向主动型的转变。通过对权力运行业务的大量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可以发现权力运行风险点的发案规律，借助大数据监督建模工具，汇集海量数据资源，可以对重点风险行业开展宏观战略研判，通过数字化手段开展要素化提炼、样本化分析、规模化测算，透视权力运行风险。

  目前，在信息查询、分析研判工作中获取数据、收集信息存在诸多难题。首先，基层获取数据来源单一。基层查询有赖于上级纪检监察机关提供数据查询通道，部分地区缺乏线上便捷的查询协作机制，尤其是对资金流水、网络支付等数据的分析，目前资金交易大多数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等线上交易，而这些数据查询难、数据格式乱。通常只针对个别案件选择性调取数据，同时调取数据因需要上级纪检监察机关或者外部单位的支持，容易出现调取不及时、甚至无法调取等情况。

  信息资源缺乏统一调度，造成数据共享难的局面，给案件调查工作带来极大挑战。办案所需 数据往往来源于不同部门，各地信息共享规制也存在较大差别，这增加了数据获取难度，无疑影响数据的整合共享，影响办案效率。 当前，数据共享机制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全国性大数据资源平台尚需完善，数据信息难以实现有效共享，沟通机制不健全。 二是各部门间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不健全，缺乏相应制度保障。 三是纪检监察机关内部数据共享机制不完善， 很难做到信息资源全面共享。

  通过近几年数字纪检监察体系建设，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大数据意识普遍增强，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思维模式转化水平存在差异，各地数据化建设程度不一。在一些发达地区，其大数据办案应用走在前列，能较好地利用大数据辅助线索初核、案件查办，乃至创造新算法，构建分析模型。然而，仍有部分地区大数据办案相对滞后，其对大数据的应用仅停留在数据碰撞、统计分析层面，并没有深入挖掘蕴藏在数据背后的关联性价值。即使在大数据办案水平较高的地方，不少纪检监察机关大数据办案分析平台建设尚停留在初级阶段，没有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和云计算深度融合，数据调取、研判分析等工作仍需人力完成，数据分析效率提高不明显。

  此外，目前许多地方纪检监察机关都在进行大数据应用平台建设，但平台与平台之间，以及平台与人行、银联、网联等服务组织、银行业金融机构、第三方支付等提供资金支付结算企业之间，缺少必要的技术规范保障，造成平台应用不畅。另外，各大金融机构的资金流水数据格式不一，导致数据形态各异，有时甚至存在错误数据、重复数据。各平台缺少保障数据资源在被使用和交换时保持一致性和准确性的标准。因此，纪检监察机关在调取到各大银行数据后要进行繁琐的数据清洗工作，影响了数据分析工作的开展。

  大数据技术在案件初核工作中得到广泛应用，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海量数据进行筛选、汇总、提炼，形成结论，如利用资金分析技术生成的涉案资金分析报告。但大数据查询的数据对传统证据规则形成明显挑战，在适用过程中存在诸多困境。大数据的可靠性受到质疑，大数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性依托于复杂的算法或人工智能技术，即建立在众多弱相关的海量电子证据之上，基于机器逻辑的相关关系，已超出人的认知范围。利用大数据技术可以精确地对相关行为人进行数据画像，但大数据技术的应用缺少相应的规范制约机制，也就带来了侵权风险，影响大数据证据的可采性。

  在大数据时代，如何高效分析研判案件中海量数据，并充分挖掘发现案件突破口，成为纪检监察机关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大数据背景下职务犯罪查办的新形势，纪检监察机关急需一批具备大数据知识的办案和技术人员。目前，很多地方缺乏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处理、数据建模等方面的人才，无法应对快速变化的案件查询需求。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不能局限于对行为特征数据的统计分析，而要发现数据背后关联隐藏的犯罪动机、违纪违法疑点。部分办案人员囿于传统调查思维，过度依赖传统调查方式，忽略了大数据在案件查办中的作用。而有些办案人员则过度迷信大数据，忽视传统办案方法。虽然大数据在办案工作中可发挥出色作用，但要以正确的数据源为基础，进行准确数据清洗，确保不缺漏数据，确保分析思路和方向无误，再结合传统办案方式，依照法定程序，才能取得成果。

  大数据办案的普及应用，要打破纪检监察机关内部以及外部数据共享壁垒极为重要。要打破信息壁垒，打通数据脉络，统筹整合优势资源，提升纪检监察机关大数据办案能力。

  一是纪检监察机关应与自然资源、民政、市场监管、税务、金融等部门加强信息交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建立信息查询协作工作机制，打破部门壁垒，完善部门间协作，形成打击职务犯罪合力，提高信息查询质效。

  二是纪检监察机关应联合银行、证券交易所、第三方支付平台等机构共建信息查询协作机制，将它们的数据接入外部信息查询系统，扩大平台数据规模，便于开展信息查询协作，有利于快速调取涉案资金。

  三是纪检监察机关应联合相关科技公司研发大数据办案分析工具，为数据处理和分析研判提供技术支撑。在大数据办案分析工具中，可以实现数据信息格式的统一，实现内外一体化的数据查询、分析研判、调查协作等工作。

  目前，全国各地纪检监察机关积极进行大数据办案分析平台建设、大数据监督模型构建工作，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为实现资源共享，我们要高度重视平台、模型的规范化建设。应尽快构建以不同平台间数据接口规范、数据标准规范、数据建模流程规范和数据分析结果标签规范为内容的数据管理规范体系。内部数据与外部数据共同收集，存储在一个标准统一的大数据资源中心，以便进行后续的清洗、导入、处理、分析等工作。

  可通过制定统一的模型数据来源、模型数据表、模型数据表业务字典、模型数据质量、模型数据属性等标准，对职务犯罪调查的调取的数据格式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以实现各软件分析模型无缝衔接，从而实现模型间交互融合。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数据种类多、数据涉及范围广，其中很多数据涉及公民个人隐私，因此要严格落实身份核查，确保符合条件的人员才可调取、应用数据，且数据专调专用，数据为案件查办服务，而不能私自滥用，严禁泄露个人隐私。

  在大数据时代，面对隐藏在数据背后的犯罪嫌疑人和职务犯罪活动，传统办案思维的局限性日益显露。近年来，纪检监察机关高度重视数字纪检监察体系建设，对大数据办案工作进行了顶层设计。各地纪检监察机关积极落实大数据办案工作要求，加大专业分析研判人才培训力度，鼓励技术人员学习应用大数据办案技术，在线索初核、案件查办工作实践中应用大数据，营造全员学数据、用数据的氛围。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应重视大数据在办案工作中的应用，提高办理案件人员对大数据技术的认知与使用水平，积极利用高科技手段赋能案件查办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数据化实战优势，缩短人才培养周期，由传统的以老带新的培养方式，变为数据当老师，真正锻造出具有大数据应用能力的复合型尖兵人才。办案人员应转变传统办案思维，将大数据思维贯穿于办案工作始终，树立“让数据说话”的办案思路，善于从“未知”中发现价值，注重培养关联思维、创新思维、发散思维，并将它们融入到办案工作实践中，用大数据思维引领案件查询工作的开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加强大数据技术层面的交流是推动纪检监察机关在大数据办案领域产生“化学”反应的重要手段。作为大数据办案工作的深度参与者，科技公司也要增加大数据相关知识的培训力量，让更多办案人员了解大数据技术在案件办理中的具体应用过程，培养数据思维意识。科技公司要立志打造一批符合办案工作需求的分析研判软件，向纪检监察机关对办案数据分析有独到研究的专业办案和技术人才学习，共同打造符合一线办案需求的“数据利剑”。

  大数据时代，不能仅仅局限于根据案件去选择数据，而是要根据大量数据去预测犯罪趋势，通过算法去开拓未知领域，发掘未知规律，深入推动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腐败分子妄想通过层层设防逃避监督，终逃不过纪检监察机关的火眼金睛。针对“白手套”等迂回隐蔽腐败行为，纪检监察机关探索建立数字化反腐败工具箱，通过全景式、靶向式扫描，加之税务、房管、银行、证监、海关等部门联手调查，实现穿透式关联厘清亲属圈、老板圈等人员关系。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伪装者纷纷落马，是纪检监察善用科技赋能戳破违纪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层层面纱的成功实践，有利于进一步坚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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